难道我们的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充满喜剧感？千呼万唤之下，大学向“三才”敞开了大门，却迎面遭遇无才可荐的尴尬。真的如此，还是老问题重现抑或本身就是个假问题？

　　忧虑

　　无才可荐击中教育软肋

　　就在我们对“破格录取奇才偏才怪才”政策高声叫好的时候，却发现这种叫好声陷入了尴尬，偏才怪才已成了当今教育的稀缺品。

　　是的，偏才需要宽松、人性化的培养制度，需要循序渐进的精心呵护，需要不厌其烦的教育支持。比如民国时期的教育，季羡林数学得四分，也能进入北京大学。《北大与北大人》中写到：“北大有一种特别规定，入学考试如果有两门惊人地出色，则即使总平均不及格，仍旧可以取录的……显而易见是一种鼓励天才的教育。”这是对偏才最好的赏识和支持。只有为偏才怪才提供多元化畅通无阻的成才通道，家长才会让孩子偏重兴趣发展，“另类学生”自我发展才会主动积极。珍惜、赏识我们的偏才怪才吧，扔掉分数崇拜，回归能力崇拜；摒弃分数至上，回归兴趣至上，为偏才怪才提供宽松的制度土壤，而不要用好心的层层选拔扼杀了我们的另类人才。  

　　刘克梅

　　质疑

　　中学不会没有偏才怪才

　　奇才、偏才、怪才是通俗易懂的说法，这么大年纪的孩子中，不可能有耀眼的明星式的奇才、偏才，只要和其他孩子相比，他们在某类专业上特长更明显就行了，这样的孩子真的挑不出来吗？“怪才早已被扼杀”这个理由虽有一定道理，但也过于绝对，实行应试教育半个世纪了，偏才、怪才现象至今不是仍然存在吗？一个学校几百上千人，难道一个都没有？至于“学校不必去追求那些发展失衡的偏才、怪才”这一条，恐怕才是校长们真实的“理由”吧！

　　但笔者认为，这些校长“无人可荐”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失去“集体研究”这个保护伞之后，不得不独自面对公众对自己本人的直接监督，他们没有经验、没有自信也没有胆量独自承担推荐的后果。川大的这一大胆改革最终如何我们目前还看不清楚，但我们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权力一旦和责任直接、明白地挂钩，决策过程一旦彻底公开，权力就变得谨慎起来”，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限制权力的滥用，具有借鉴意义。                               

　　南杨

　　观察

　　偏才怪才说法本身就是偏见

　　想起一个故事：在盐湖城冬奥会期间，中国代表团曾到当地一家小学参观，打算把一对玩具小熊猫分别送给最优秀的男生和最优秀的女生，却令校长非常为难，因为学生中有篮球打得最好的，有音乐天赋最出色的，有数学算得最快的……他无法用某一条标准去判断谁最优秀。不过，这事要搁在我们的中学校长身上，也许并不犯难，只要看一下成绩单，便知谁最“优秀”。

　　可是，根据多元智能理论，每个学生的天资秉性、兴趣特长各不同，在正常教育环境下，只存在有差异的学生，而不应有简单标签化的学生。严格说来，应该没有偏才、怪才之说，偏才、怪才是什么？是相对于“正才”、“全才”而言的，正是基于“学习即正才、成绩即全才”的定位，才会有偏才、怪才之说。其实，偏才、怪才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偏见。长期的应试教育和“唯分数评价”，使一些“偏才”、“怪才”早已被扼杀。而那些即使有些特长的学生，也是辅导班逼出来的“偏才”，未必有过人的天赋。      

　　李继彦

　　重磅观点

　　个性化人才等于偏才怪才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现在人们似乎把人才选拔机制改革的突破口，聚焦在了偏才怪才的发现机制上。原因就在于过去我们对偏才怪才太不重视了，所以现在才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成为一个问题。但我认为，发现个别偏才怪才不应该成为考试改革的主要目的。考试改革面向的是大多数人，真正的偏才怪才只是很小很小的群体。与其去刻意为之要发现偏怪之才，还不如面向大多数学生，尊重其个性发展，鼓励其扬长避短。无论是高校还是舆论，如果过分地将精力集中在偏才怪才的发掘上，都是对考试改革的误读。

　　发现个性化人才，不等于发现偏才怪才。我举个例子，芬兰的高中会考，大概有6门，要求你达到一个合格的程度。但在高考的时候，你只要选你认为学得最好的两门功课参加考试，因为你选择的这两门课已经体现了你的能力倾向和兴趣倾向。这就叫个性选择，这就叫扬长。我个人比较看重的，是这种面向大多数人的制度设计，而不是大多数人还是用着很陈旧的制度，然后挑选两个典型，用寥寥几个偏才怪才去点缀一下考试制度改革。无补于大局的小小花絮、炒来炒去的噱头，没有价值。

　　《在美国，什么样的学生才能上哈佛？》中写道，哈佛不会降分以求，不会要求偏才怪才，它对学生的要求只有一句话：寻找未来的领导人才。这很对。西方最优秀的大学选拔人的时候，首先看重的不是学科成绩，因为能够进入选拔的人，学习成绩都是无可挑剔的。剩下它要考察的，主要是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作为未来社会领袖的潜质、能力。在社会工作、社会关怀、社会参与、领导能力方面，西方大学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些大学对自己的使命定位，不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一个狭隘的专家，而是把他们一个个培养成未来社会的知识分子。

　　延伸

　　应该超脱“独木桥”

　　●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近年来，教育内部不断加大高考改革力度，直至这次的中学校长推荐制出炉。这样的改革，无疑对高考制度本身是一种改进和完善，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还没有根本改变。个中原因就是，无论制度设计者初衷多么高尚、手段多么高明、方法多么丰富、样式多么繁杂，都是对高考这座“独木桥”进行的加工和再加工。无论怎样的加工，这座“独木桥”可以变成“独铁桥”、“独钢桥”，但就是变不成第二座桥，更变不成“立交桥”。

　　我最大的担忧是对这座独木桥的不断完善、甚至美化强化了高考制度与生俱来的缺欠，放大了它在选拔人才方面的非科学性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对其关注度到了多少有些病态的程度，甚至有几分失去理智。

　　出路在何方？出路就在脚下。在我们积极推进高考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大教育外部改革的力度，在观念、政策导向和用人评价机制以及社会制度许多层面上深化改革，逐步摆脱“文凭至上，大学才能成才”的陈腐观点和已经落后的用人机制。每年高考从开始到结束，我最关注那几乎一半数量的落榜生以及各种原因未参加高考的弃考生；每年公务员招考，我最关心有没有无学历限制的新政策出台；每当我国职业教育有新的发展的时候，我都关心职校的学生和高等教育的“立交桥”如何搭建……如此种种都有实实在在的措施了，我国人才培养、成长和选拔的立体化机制真正建立之日，高考才能呈现出一种回归理性的绚烂图景！

　　声音

　　别让“三才梦”误人

　　高校对奇才、偏才、怪才的赏识，可能在老师、家长和学生中加深这样的认识，进而鼓励和推动某些学生因为厌倦某些功课而刻意去走“三才”之路。事实上，真正具有“三才”天赋的人是少数，不是“三才”的人抱着天真而美好的幻想投身“发明创造”和“专业技能”中，最终会两头落空，一事无成。既要让“三才”茁壮成长，又不能让“三才梦”误人，是中学教育必须面对的课题。

　　(12月13日 《北京青年报》)

　　求偏怪才是无奈之招

　　既然是“才”，是社会需要的“才”，原本没有偏不偏、怪不怪的。说“偏”说“怪”的语境，大概就是我们的绝大多数学生的创造能力丧失了。而川大的剑走“偏”锋、拳使“怪”招，应该也是因为真正的人才太缺乏而使出的无奈之招。

　　(12月13日 《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