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贷款何以成为“问题”

    记者：在前不久结束的“两会”上，高校贷款问题引起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高校贷款问题的产生，有着怎样的特殊背景？

    陈晓宇：大学有贷款债务不是“中国特色”的东西，在世界各国，高校有一定数量的贷款是很正常的现象。高校贷款在中国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特殊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许多高校也有短期或长期的贷款，但是规模较小。高校贷款规模的快速扩张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究其原因，一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资金需求猛增，特别是新增教室、学生宿舍等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二是在高校合并过程中，几所学校合并后通常需要扩大校园，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同时，一些高校合并后工资水平向高处看齐，也增加了人头费的开支。

    在2000年以前，高校学费水平逐年提高，招生规模也保持较大增幅，从高校的角度来看，为了保障教学科研活动的正常进行，有必要将基础建设预先做到位。但在两三年以后，高校扩招的步伐放慢了，学费水平也基本稳定不能再提高了，于是一些高校开始感觉到偿还贷款的压力了。

    记者：高校大规模地贷款，是不是还有资金来源方面的原因？

    陈晓宇：应该说，政府投入不足是造成高校过多贷款的一个重要原因。纵观世界各国，政府资金都是公立大学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据统计，扩招后，我国高校投入大概增加了5000亿元，而其中政府投入仅有500亿元。目前在高校各种资金来源中，政府拨款占将近一半，其比例在逐年减少；学费收入基本稳定在一定水平；社会捐赠、校办产业等途径对学校发展的支持在学校全部支出中所占比例很小。在这种情况下，高校要满足发展的需求，只能向银行贷款。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情况看，贷款都不是高校规范的资金来源渠道，可以把它作为弥补短期资金需求的途径，但把它视为规范、稳定的资金来源是不现实的。

    记者：有人批评某些高校在大量贷款的同时新建了很多经营性的楼堂馆所。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

    陈晓宇：据我了解，大部分高校的贷款主要是用于修建校舍，购置教学设施，但也不排除有少数高校用贷款来修建招待所等经营性设施，但即使如此，从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也不大，因为这个成本是可以较快回收的。而修建校舍、教学设施等，其成本难以回收，甚至有的不存在回收的可能。因此，造成高校财务危机的，主要是用于修建校舍等基础设施的发展性贷款。

    辩证分析高校贷款风险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谈论高校贷款带来的财务危机，换个角度看，高校贷款是不是也有积极的一面呢？

    陈晓宇：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是基于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需要和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短短几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是值得肯定的巨大成就。由于国家投入不足，高校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压力，高校贷款作为临时性资金需求的弥补方式，对于支撑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

    记者：有人认为，作为事业单位的高校，应以公益性为主，高校贷款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您认为高校贷款是否合理、合法？

    陈晓宇：高校是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高校依法享有它的民事权利，也承担它的民事责任。高校作为有收入的法人单位，是有资格去贷款的。在良性、可控的范围内，高校在运行中遇到临时的资金周转困难，可以考虑通过贷款来满足短期的财务需求。这对于学校的发展能起到积极作用，但如果法人自我约束不强，在不充分考虑后果和进行风险评估的情况下盲目贷款，就可能造成滚雪球式的沉重的财务负担，这对学校的发展非常不利。

    记者：在贷款业务上，银行本身应该进行风险评估。高校贷款问题是由于银行本身风险意识不够，还是这种贷款背后有其他的推动力？

    陈晓宇：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银行开始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追求利润，改善资产质量。由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经营状况不太好，很多贷款成了呆账坏账。银行从规避风险角度出发，需要寻找优质的客户。由于高校学费增长比较快，并且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未出现过公立高校的信用不良记录，所以，大学就成了银行看好的贷款客户。那时流行一个概念叫“银校合作”，许多银行主动上门找大学贷款。许多银行界人士认为，贷款给高校，只有流动性的风险，没有损失风险，因为政府不会让高校关门。这种心态推动着银行大量向高校发放贷款。

    从理论上讲，高校贷款也可能出现呆坏账，但到目前为止，高校的信用记录大部分是良性的。

    记者：应如何客观评价高校贷款的风险呢？

    陈晓宇：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目前高校贷款总体规模为2000亿元左右，从整体平均来看，存在一定风险，但风险程度并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高，仍处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但有的学校没有贷款，有的学校贷款额很高，而且越是良性的贷款，通常额度越小，而负担能力小的，往往额度反而高，因此个体风险确实存在，个别学校问题还比较严重。

    现在学校和银行都意识到了高校贷款的风险，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时期也过去了，现在的目标是稳定规模提高质量，因此高校贷款没有进一步加剧的推动力。在可控的范围内，良性的贷款可以慢慢消化。对于未来还本付息确有保证的项目，通过适量贷款融通短期资金需求是可行的，不能因为看到有些学校出现贷款问题就因噎废食。

    建立财务危机防范机制

    记者：对民办高校而言，无法偿还贷款将破产，大家都觉得可以理解，公办学校无法偿还贷款，是否也会“破产”？

    陈晓宇：公办高校是否可以破产，还是要回到对于高等学校性质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在法律范围内自主办学，是法人主体，享有民事权利。高校如果要破产，则需要承担其民事责任。

    从制度规范上看，大学可以破产，公立大学也可以破产。但是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通常认为高校是国家办的，学校出了问题应由国家负责。事实上，国家在转型时期做了很多这样的事，例如金融机构出了问题，最终由政府来“兜底”。

    记者：假如有高校确实无法偿还贷款，政府是否应该为他们“买单”呢？

    陈晓宇：我不同意由政府“买单”的做法。因为处于转型过程中的高校，正在形成自我约束的机制，不管是财务改革，还是重要的经济决策，都越来越规范化、理性化。由政府为有困难的学校“买单”，是一种倒退的做法，对于高校进一步形成自我约束机制十分不利。

    这样做的话，对整个社会也会起到坏的示范作用。如果几亿、十几亿的贷款一下子由政府“买单”，客观上就造成“赖账的孩子得好处”的结果，这对那些自我约束比较强、没有形成贷款坏账的学校而言是不公平的，长此以往，将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赖账不还，也会影响高校、教师在社会上的形象。

    记者：那么您有什么解决此问题的建议？

    陈晓宇：我认为，可以尝试学校主动拍卖部分资产，采取租用的办法。比如，国外有的大学，包括国内一些高校，并非所有的校舍都是自己拥有产权的固定资产，部分教学科研或办公用房需求可以通过市场租房解决，这样可以减少债务负担。这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方法，当然，是否可行还需要深入探讨。

    利用旧的园区置换，也是一个创新性做法。比如浙江大学合并后，把位于市中心区的一个旧校区卖掉，由于市中心的房地产价格非常高，这样获得的收入可以用来偿还大部分新校园建设的贷款。

    解决高校贷款问题还应综合考虑其他渠道和途径，例如增收节支，合理安置富余人员，减轻日常经费开支压力。在这些方面政府应当给予政策上和其他方面的支持，这样比直接给钱或免掉债务更好、更长远。

    记者：社会对高校贷款问题的关注给一些学校敲响了警钟，高校应该如何建立财务危机防范机制呢？

    陈晓宇：教育部和财政部从2001年开始，对教育部直属高校贷款比例进行了控制，并为每所学校建立了资金模型，根据学校的收入状况、财务状况、可以动用的财力状况来判定它可以贷款的上限额度，并设置了预警指标。在指标范围内学校可以自行决定，但超过这个指标就需要审批。此外，近年来教育部加强了对高校财务状况的检查、审计，对高校进行财务风险控制的外部机制正在逐步完善。

    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和加强高校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学校的重大决策要集体决定。高校贷款要充分评估未来还本付息的能力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把贷款的余额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从投资方面看，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高校自有资金可用于投资，但财政性资金绝不可用于投资。高校的投资也需要建立健全各种内外防控机制，把风险防范考虑在前。(记者 汪瑞林 实习生 毛帽)